仇鹿鸣的《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忘了为什么突然想起要找这本书看，以前很囫囵吞枣地翻过《三国志》和《晋书》，记住了一堆离婚下毒掐架的八卦，再就是《世说新语》里的段子，对零散的人物有印象，对整段历史的脉络却几乎没什么认识。
绪论里作者介绍了魏晋史研究的一些难点（历史记载单薄）和主要流派（陈寅恪和其他我记不住名字的……），我更感兴趣的是作者提到历史研究里的“倒放电影”问题，后人做研究时因为已知结果，会容易代入结果去反推人物动机，或者忽视历史人物立场的变化等等。
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
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个问题是看到《新唐书》和《旧唐书》里武则天的小公主之死的记载差异，还有李弘的死。无论当时史料或是民间议论均没有认为武则天是凶手的记载，但时间一长，这两件事都从捕风捉影开始变得有鼻子有眼，每多一轮记载，就添一笔详细描述，仿佛开了天眼。原因很简单，武则天通过高超的政治手腕，将这两件原本于己不利的事转化成让自己得益，谁得益谁是凶手的简单逻辑 + 将唯一女皇帝刻画成恶魔的需要，现在这两件事在各种非专业叙述中几乎是稳稳扣在了武则天身上。
历史学家在观察历史时，已不自觉地处于一种“后见之明”的地位，由于后世史家早已知晓了历史变化的种种后果，往往倾向于根据事件的结果来建立历史上的因果关系，从而为每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寻找合理的解释。但对于身处特定历史情境的当世人而言，他们是雾中之人，所面对的不是历史，而是纷繁复杂、利益纠结的现实政治，他们每一个政治抉择的背后都蕴含着种种复杂而细微的考量。
魏晋交替的这段历史，要透过史料去辨析的原因则更为复杂，这段时期不仅史料本身较为单薄，且史料的形成过程十分复杂，即，出于特殊的政治目的进行干预的痕迹更为显著。
《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是西晋人，对司马氏在曹魏时期的行为多有”编修“并不意外；《晋书》是唐初所修，通常人们认为修相隔较久的年代的史书，刻意干预的可能性较小，但在《晋书》这里恰恰是个反例——因为司马炎坚持立痴傻的嫡子司马衷为储君直接导致了西晋的覆亡，为李世民给玄武门之变自我辩护提供了最佳材料，所以李世民对修晋书格外上心。
记录一下书中让我印象深刻，或者我以前有疑惑而得到了解答的一些点。
司马氏和曹氏的相遇
为了给司马篡魏辩护，司马氏对《三国志》和西晋官史进行了深加工，主要体现在：
- 描写司马懿早期不愿入仕是因为“不欲屈节曹氏”，实际上司马懿的父亲和曹操舒适，司马懿的兄长也很早就应曹操的征召为官，司马懿早期为了待价而沽稍作推辞，等曹操开口，立刻收拾包袱当官去了。
- 西晋不仅大力提倡孝治天下，回避对“忠”的讨论，同时刻意营造“曹操对司马懿早有防范、十分怀疑他”的形象，因为孟子曾经曰过：“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西晋官方极力塑造曹操对司马懿的不信任，和曹氏与司马氏的长期对立，为司马懿后来的行为开脱。
司马氏的发达
司马懿的权势在魏明帝曹叡时期才剧烈扩张；但后人因此将司马氏有篡魏的征兆安在曹叡时期，是不太符合实际的。曹魏的军权长期掌握在曹氏-夏侯氏一系手中（曹和夏侯本是一家人不单独说了），因为曹真病重无法主持军事，曹叡需要一个对抗诸葛亮军事威胁的人，不得不破例提拔了司马懿。但司马懿因此长期驻扎长安，远离都城洛阳，无法参与核心政治。
曹叡对局势有很清醒的认识和规划，奈何天不假年，以齐王芳为嗣后，不得不以曹爽和司马懿共同辅政。此时司马懿通过姻亲同僚部属等建立了庞大复杂的关系网络，但“倾向于司马”并不代表他们愿意帮助司马氏篡魏，大部分私人关系最初是建立在忠于曹魏政权基础上的，私人恩义并不能跃居在国家权力和君臣名节上。
司马氏在明帝曹叡期间的权力扩张，标志着司马家族从地方性大族成长为曹魏政治中重要的政治家族，但此时离实力上能够“篡魏”仍有距离。
高平陵之变
高平陵之变是真正标志着司马氏控制了曹魏政局的事件，此时司马懿因为曹爽的打压已经远离权力中枢十余年，实力上并不占优，实际上政变过程中也有意外因素险些令司马懿丧生。
令司马懿决定冒险一博的主要原因：
- 在曹爽和司马懿之前的博弈中，因为利益交换or其他原因，曹爽未能完全清除司马懿的势力，比如司马师进入了禁军系统，掌握了部分京中兵力。司马师手里的兵力是司马懿决定冒险一博的重要原因。
- 曹爽随曹芳出城谒陵，导致城内虽有他的大量兵力，却无人能主持大局。
掌握武库和司马门，是司马懿政变成功的重要关节。夺取武库，切断了城内曹爽军队的武器来源，使他们丧失抵抗意志。
另一些辨析：
- 司马懿能动用的兵力十分有限，甚至抽不出足够的兵力来占领曹爽的府邸，以至于经过曹爽的府门时，差点为曹爽的帐下督严世所射杀。
- 司马懿争取到了若干曹魏老臣的支持，这些人具有政治号召力，但在曹爽得势后逐渐失去实权，并没有给司马懿提供政变的实际支持，但在政变后稳定局势起了重要作用，例如蒋济劝曹爽放弃抵抗，换取“不失为富家翁”的事后安置。
- 支持司马懿的曹魏元老功臣对政变的期望是恢复以前的平衡局势，即恢复功臣和宗室的势力平衡，并没有料到司马懿要对曹爽赶尽杀绝。司马懿拒绝蒋济的提议，坚持杀掉曹爽后，蒋济拒绝了司马懿的封赏并在病重愧疚而死。
- 同情甚至支持司马懿发动政变的曹魏老臣们，在高平陵之变后并未获得重用；换言之，司马懿利用了曹爽改革所引发的不满情绪，建立了“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一旦反攻成功，这些人就失去价值了。
高平陵之变是司马懿在曹魏元老功臣集团的支持下，精心谋划的一次政治赌局。但这些曹魏元老大多“心存曹氏”，不可能转化为支持魏晋嬗代的政治力量，有的甚至会走到司马氏的对立面，所以要完成魏晋嬗代，司马氏不得不另辟蹊径。
司马师和司马昭
司马懿去世后，司马师以抚军大将军辅政，继续执掌朝政。他面对的第一个问题是权力来源的合法性不足：君主可以世袭，但大臣的权力来源于君主的授予，是无法世袭的。=> 权臣家族内部的权力交接意味着对君主权威的公开挑战。第二个问题是他需要组建亲司马氏并愿意支持司马氏代魏的势力。司马师去世时，高贵乡公曹髦曾试图趁司马昭地位不稳时剥夺司马昭的军权，奈何当时皇帝已无实权，司马昭在军中实力稳固，曹髦的尝试失败。
两兄弟先后执政时发生了淮南三叛，但反对司马氏的势力内部也矛盾重重，无法形成合力，对司马氏进行有效攻击，反而给司马氏以机会，平定淮南。高贵乡公曹髦不满司马昭专权，准备讨伐司马昭却走漏风声，司马昭令下属弑君后另立皇帝。顶着弑君的恶名，司马昭必须建立不世之功来巩固权力——灭蜀。伐蜀之战，是政治需要大于军事需要。
伐蜀初战告捷时，司马昭便接受了先前屡次辞让的相国、晋公、九锡之命，随后是晋王封号。
钟会与邓艾
因为“倒放电影”，司马氏代魏的野心被“安排”到曹魏前期；同样的，《世说新语》等书中也留下了钟会要造反的“预兆”。事实是有出入的，伐蜀之役发生在司马氏的政治危机之下，朝中有许多争议，此时司马昭选择钟会为主帅，是基于钟会和司马昭的铁哥们交情。钟会一直是司马昭集团的核心人物，钟会所受到的种种认为他不称职的攻击，恰恰是因为朝臣不敢攻击司马昭，转而攻击司马昭的心腹+好友钟会，而并不是所谓的时人都有先见之明知道钟会要造反。
邓艾出身低微，虽然是司马懿发现他并重用，但司马氏集团的核心主要是功臣后裔，邓艾是很受这些人排斥的。根据现有史料，邓艾灭蜀后并没有实际上的悖逆之举，灭蜀的巨大军事胜利演变成邓艾钟会争功的悲剧，是司马氏集团内部的矛盾的体现。邓艾之冤，天下皆知，但没有人愿意为他平反；司马昭也知道他是冤死，所以更加警惕他的部属，惧怕他们作乱。邓艾的儿子们被处死，家人流放，而钟会则因为是“自己人”，只有参与谋叛的核心人物被处死，钟氏其他人官爵如故。
类似的悲剧在伐吴后险些重演，司马氏的核心集团存在共同的利益诉求，在此集团之外的人，虽立下不世之功也有可能被构陷；在此集团之内的人，即使叛乱也可能得到赦免。比如淮南三叛中的诸葛诞（诸葛亮的同族），司马炎还亲自找他儿子修好。即使是反对司马氏代魏的曹魏功臣，他们的子孙往往也能得到重用，而与之对应的是邓艾始终得不到平反，司马炎后来下诏承认邓艾的功勋，但仍认定他有罪，只是因为他束手归罪而赦免了他的子孙。
纵观魏晋之际十六年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在司马氏代魏的进程中充斥着艰难险阻，不少时候甚至需要借助一些偶然的运气成分方才能度过危机。而过去的研究或许是受到陈寅恪“儒家大族之潜势力极大”这一论断的影响，往往低估了其中的困难，对于不少关键政治事件的实证研究也略显薄弱。
到底是外宽内忌还是血腥镇压
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历代史家对于司马氏在魏晋易代前后作为的评述，向我们描绘了一幅不无矛盾的图景，一方面着力刻画魏晋嬗代时司马氏对于反对者镇压的酷毒、杀戮的血腥，所谓“同日斩戮，名士减半”，注另一方面则又指责晋初武帝优容功臣，法令不肃，埋下了短促而亡的祸根。
一些曾是“曹爽党羽”的老臣，仍然得到了司马氏的重用，和许多改朝换代不同的是，司马氏几乎是继承了曹魏的班底。
一方面司马氏会在某种程度上尊重曹魏原有的政治格局，只要这些曹魏官僚贵戚愿意接受司马氏专权的政治局面，司马氏家族也投桃报李，尊重他们原先的政治地位，甚至允许他们在一定程度上保留自己的政治意见，表现对故主的留恋之情。但是，司马氏的政治宽容无疑是有着一定界限的，一旦这些人的言行被司马氏认为威胁到了统治的稳定，则司马氏家族不惜冒险破坏原有的人际网络，对他们施以重惩。《晋书·宣帝纪》中“外宽内忌”的评价可谓一语中的。当然这种容忍的边界很难用简单的语言加以概括，而是由司马氏家族根据政治形势的不同加以灵活的掌握，具有模糊与不断变化的特征，
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一下司马氏历次镇压反抗行动之后，是如何处置反叛者以及与反叛者相牵连的家族的话就不难发现，采取将反叛者与牵涉其中的家族区别对待，甚至加以切割的策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全反叛者家族的政治地位是司马氏经常采取的方式之一。
既要镇压反对力量，又要维持自己的核心权力集团也就是曹魏功臣家族的稳定，司马氏不得不采取这一路线，即将反对者和家族剥离，尽量避免株连。但这种策略的边界是不稳定的，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而摇摆，在这种微妙的动态平衡中，司马氏完成了晋代魏的政治转换。
书的内容实在是太多了，我整理到一半以为整理完了，一拉进度条才一半。改天再整理。
下篇在这里：《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笔记（下）
Last modified on 2021-02-08